提起乔丹，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美国知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杰弗里·乔丹（飞人乔丹）呢，还是中国品牌乔丹？
前不久，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结了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申请驳回复审行政纠纷案。至此，历时六年的“乔丹”商标之争落下帷幕。
此前，商评委在被诉决定中认定，“乔丹”是美国知名职业篮球运动员，诉争商标指定使用在乔丹体育多类商品上，容易使相关公众产生误认，依据我国商标法的规定驳回了诉争商标的注册申请。
此案由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审判三庭商标行政案件速审团队审理。据本案法官杨钊介绍，因为中国公众已经普遍将“乔丹”与美国知名篮球运动员“迈克尔·杰弗里·乔丹”相对应，所以该系列案件中，诉争商标“乔丹QIAODAN”是否具有欺骗性成为案件的焦点。
2018年3月15日本案开庭审理，庭审时间历经70天，于5月24日结案。该案是通过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商标行政案件速审机制审理，效率之高让人惊讶。
“1+2+4”速审机制
“乔丹商标”案为什么适合速审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法官杨钊解释：这类商标驳回复审案件，当事人比较固定，不涉及第三人，事实比较清楚，法律关系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相对明确，适合速审机制。
据了解，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受理的案件中，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占比较大。2016年2月，知产法院本着“繁案精审、简案快审”的指导思想，设立速审法官团队，对这类事实相对清楚、权利义务关系相对明确的案件通过速审机制快速审理。
为充分保证当事人的权利，繁简分流，北京知识产权法院速审机制采用了“1+2+4”的设置模式。“1”即一个速审服务窗口，主要用于集中提供速审咨询、立案、排期等工作；“2”即速审准备室和材料交换室两个工作室，主要负责证据交换、送达等工作；“4”即四个一线速审法官办案团队。“1+2”构成了速审前期服务平台，四个一线速审法官团队成为速审后期审理平台。
“快速、高效是速审机制的主旨。”杨钊解释说，“速审模式还有效减少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
据杨钊介绍，速审机制改变了以往立案庭立案后逐一分配至业务庭的传统做法，案件立案后，即时分流速审案件；依托速审服务平台，统一采取立案当日原告方即时送达，商评委作为商标驳回复审行政案件的被告方，固定每周二、周四前往知产法院签收和交换诉讼材料。速审服务窗口会依据立案先后顺序依次排期开庭。开展焦点式审判，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合并进行。针对速审案件中被告方证据均为原告复审阶段所提供的特点，改变以往逐案邮寄交换的做法，开庭当日庭前进行证据交换。
“速审机制从立案到开庭的周期大幅度缩短，从立案到开庭平均需要两到三周，效率明显提高。”杨钊告诉记者。
另外，速审机制撰写要素式裁判文书，除少数疑难复杂案件外，统一采用要点突出、格式精简的要素式文书，以“文书瘦身”提高裁判文书制作效率。
据了解，自速审机制运行以来，成效显著。截至2018年11月，北京知产法院共受理速审案件10531件，审结8793件，结案率为83.4%。已结案件平均受理用时为83.76天，比2015年传统审理方式缩短20.2天，审判效率提升近20%。
“1+2+2+1”团队模式
杨钊法官的速审团队是2016年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商标行政案件速审机制建立后首批组建的法官团队。除了“乔丹”商标案，像这样涉及名牌、名人的商标驳回复审案件，杨钊团队还审理过很多，比如扬子“天珠传奇”案、微软“BING”案等。
杨钊速审团队由6人组成，采取“1+2+2+1”的模式，即1名法官、2名在编法官助理、2名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1名聘用制书记员。
作为法官，杨钊主要负责案件庭审，确定案件结果，修改审定法官助理撰写的裁判文书初稿。他将自己的主要职责总结为“坐堂问案，退庭定案”。有时，他也亲自操刀，撰写较复杂案件的法律文书。在编法官助理作为团队的“小内勤”，负责撰写判决书初稿、案件报结以及其他事务性案件审理辅助工作。据了解，杨钊团队的在编法官助理截至今年12月，共撰写裁判文书初稿493篇，各类案件信息11篇。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作为团队的“多面手”，主要负责庭审记录，同时负担部分文书校核、文书送达、案卷归档等审判辅助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2月，该团队审判辅助人员归档卷宗近400件。聘用制书记员对程序性事务集约处理，主要负责案件的庭前准备、庭审记录、合议记录、文书校核、文书送达、上诉移送及卷宗归档工作。
杨钊说：“团队成员之间分工的同时，也形成了共享、共研、互帮、互提示的氛围。我们有一个工作群，平时有什么事，大家都会互相提醒，彼此叮嘱，这又是我们保质保量完成审判任务的催化剂。”
杨钊介绍，在多年的摸索中，团队不断总结经验，寻找规律，为保证案件能快速、优质地完成，在很多环节上，都需要更精细。
比如，开庭前，法官助理与速审服务窗口对接、接受卷宗，开庭前一日，书记员或聘用制审判辅助人员要逐一给当事人双方打电话，提醒当事人提前到庭，减少开庭时不必要的等待时间，提高开庭效率。
“我们每个庭大概20到30分钟，有的案件如果事实清楚，法庭辩论较少，甚至更短，下一个庭的当事人如果提前到场，就可以提前开庭，提高效率。对于有些在外地的当事人，他们可能中午才能到北京，要求把开庭时间调到下午，我们就通过提前一天打电话，对开庭时间做一些微调。”杨钊解释说，庭后对于意见一致的案件，法官助理立即开始撰写判决书初稿，对于存在重大分歧的案件或重点案件，提交速审法官会议讨论。
面对这项工作，杨钊坦言：“就是工作量很大，很累！到目前为止，我今年已经审结了790件速审案件，外加19件其他类案件。开庭日平均一天安排12个庭、审理15个案件，办案速度快、数量多，常常让团队的成员们喘不过气。”
杨钊团队曾在2017年共审结知识产权行政案件771件，在市高院办案业绩评价系统考核分数为2139.64分，位列全市中级法院法官第1名、全市法院法官第11位。杨钊本人也在今年获评北京市先进法官称号。
像杨钊团队这样的速审团队，在审判三庭还有三个，分别是宁勃团队、侯占恒团队、司品华团队，他们作为 “1+2+4”机制的“主角”，都优质高效地完成了审判任务。
50个团队回归审判专业化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副院长宋鱼水介绍，作为第一批知识产权审判专门法院和司法体制改革试点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自2014年11月成立以来，就整建制探索实施各项司法改革措施。建设专业化审判团队便是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探索司法责任制改革运行的重要举措。
据了解，自建院以来，该院坚持法官全员办案原则，结合知识产权案件类型及法官的专业特长，组建了50个专业化审判团队、其中包括10个院庭长综合类审判团队、12个技术类审判团队、8个著作权类审判团队、14个普通商标与竞争类审判团队和6个商标速审类审判团队。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1+1+1”法官团队模式的基础上，依据实际情况优化配置。对于专利类案件，虽然案件量较少，但是案件难度大，技术判断难、事实认定难。单纯增加团队办案人员，并不能实际提高办案速度。针对这类技术类案件，知产法院依然采用“1+1+1（1名法官+1名助理+1名书记员）”的常规审判团队模式，但在团队成员的选择上，更倾向于具有技术背景的人员。因涉及诸多技术领域，为提高审判质效，还在探索实行技术调查官参与诉讼制度；对于案件数量较多的著作权审判团队、普通商标与竞争类审判团队，适当提升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比重，使团队构成向“1+2+1”“1+2+2”倾斜；对于速审团队，由于案件事实较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则需充分发挥法官助理的作用，逐步过渡到“1+3+2”的配备模式。
除了优化团队资源配置，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还另辟蹊径，探索出法官专业会议、调研小组等机制，作为专业审判团队背后的智囊团。专业法官会议下设的委员会和调研小组，分别在各自的领域开展专业化的讨论和研究。在审判带动研究、研究促进审判的浓郁氛围中，该院50名法官里的3人被评为全国审判业务专家，8人被评为北京市审判业务专家，25人入选“十、百、千”人才工程，8人入选北京市“百名法学英才培养计划”。
四年来，得益于专业化团队的建设和审判机制的完善，截至10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案件质效大幅提升。截至今年上半年，总共受理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超5万件，审结3.8万件，结案年平均增幅超过50%。
作为知识产权审判的引领者，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直被称作“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国现代化高速发展，早已不是“盗版书”“盗版盘”的时代，在新型行业和知识产权新类型层出不穷的今天，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专业化审判，让我们看到了国家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水平提升的能力与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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